文/秋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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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朋友讲给我听的故事。她口述，我记录。
二奶奶年轻时肯定是大美人。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，是她跟随四叔一家从外省迁移回老家那年。当时，她已经六十多岁，鬓角虽已有白发，发质还很油亮，在脑后绾一个圆髻。眉目清秀，唇红齿白。修长的身材，穿一件蓝士林（当年老年人喜欢的一种蓝色布料）偏襟上衣，黑色宽腿裤子，三寸金莲在裤腿的遮掩下时隐时现。走起路来，真的有书中描述的那种“轻移莲步、弱柳扶风”的感觉。
二奶奶十六岁时嫁给二爷爷，生下四叔（在堂兄弟里排行老四）以后，二爷爷身体一直不好，他们就没有再生第二个孩子。二爷爷以前靠星秤（老式杆秤）赚钱养家，身体不好以后，星秤的活儿做不了了，四叔不喜欢那活儿，家里的日子，就靠几亩薄田维持。
四叔十四五岁那会儿，十几里地以外的镇上有了日本人的活动，他们拿一些仪器到处勘探，据说那地底下有他们需要的矿产。
到四叔十七岁那年，日本人开始抓劳工，挖河、修水泥厂、开稻田。四叔这样的小伙子注定是要被抓的，只要能动的男人，没有一个能逃脱这样的苦差。
四叔在工地上认识了一些有抗争意识的年轻人，经人介绍，他们参加了由当地志士高先生组织的抗日义勇队。一九三八年八月，义勇队被八路军收编，四叔随部队参军走了。
四叔走的时候，没有跟家人说，他当时正在地里干活儿，听到命令，扔下锄头就走了。再有四叔消息，已经是半年以后了。四叔托人捎来一封别人代笔的家书，家书非常简单，但能看出他是参加了部队打日本鬼子去了。
收到家书，知道了四叔还安好，二奶奶高兴得杀了一只鸡炖了。刚摆上桌子，隔壁邻居跑来报信儿，说有日本人进村抓人了。当时与四叔一起参加部队走的有五十多人，中途有人开小差，也有回来投靠日本人的。那天给二奶奶捎信儿的人，被投靠日本人的老乡发现举报了。日本人进村来抓人，同时抓跟随部队走的那些人的家属。这样的折腾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只是危难时刻村民们互相庇护，日本人不能确定谁家有人参军，不敢轻举妄动。
小鬼子眼看进了家门，二奶奶来不及处理藏在梳头匣子里的家书，二爷爷吓得不住咳嗽，二奶奶拧着小脚扶着炕沿站都站不稳。只见俩小日本儿端着枪闯进屋子，二奶奶吓得跌坐在地上，手捂着头等着挨宰。忽然，鬼子哇哇怪叫一声，端起炕桌上那一小盆儿鸡肉，又哇哇怪叫着跑出去了。
二奶奶呆懵了一会儿，赶紧爬起来拿出家书，扔进灶膛烧了。
经那次惊吓，二爷爷病情加重，不久就去世了。二奶奶种不了地，就靠着一手好针线活儿与人换工，养活自己，分担老人的赡养。白天忙活儿还好说，每逢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二奶奶思念儿子，睡不着，就哼小曲儿流眼泪，对面屋妯娌经常被她的哭泣声给惊醒。
再见到四叔，已经是一九五四年了，四叔那时已转业到大西北工作，并娶妻生子了。
当年与他一同走的五十多个伙伴儿，整编以后被分散到多个部队。到一九五四年，回老家的就四叔一人。其中有两位与他分在一起的，都早已牺牲，家里到那时还都不知道任何消息。四叔帮他们找有关部门，替他们办理了烈士证书。其余人的情况，一直没有确切消息。
四叔带妻子和俩儿子回来，决意带二奶奶与他们一起进城。二奶奶故土难离，不想去。可是看儿媳妇带孩子辛苦，还要工作，又觉得儿子南征北战十几年，大难不死，是老天眷顾他们一家，希望他们团圆，她就答应跟儿子走了。
六二年，大饥荒年景。二奶奶的外甥投奔他们去了西北。当时的四叔，因为没有文化，被转业到商业部门，单位一般，可级别不低，工资待遇很好。二奶奶外甥想托靠表哥在当地谋份差事，四叔是个耿直之人，没有帮助表弟，表弟心存不满。
他整天在二奶奶面前说老家的好，什么一斤大萝卜三块多，一斤大白菜四块多，一斤红薯干六七块，吹得天花乱坠。
二奶奶一个旧时过来的农村老太太，在西北语言不通，对外面的世界一点不懂。四叔平时也是只管埋头做事，不读书不看报，对外界信息也不太通。因为看不惯地方干部们的工作作风，与单位领导矛盾不断，早就厌烦了单位的钩心斗角。
听多了表弟的吹牛，四叔觉得还是老家好，日子穷点富点，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。离家久了，他想念家里的一切。二奶奶也在他耳旁念叨，不喜欢西北的干燥和没完没了的风沙。刚好当时有政策，精简城市人口，四叔一时赌气，交了辞职报告，全家回老家了。
当时四叔家已经四个孩子了。四婶儿城里人，不会做针线。那年代可不像现在，啥都可以买到现成的。家里老老小小所有的衣服鞋子，全是二奶奶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。四个孩子也全部是奶奶从小背着抱着长大，孩子们跟奶奶的感情比跟妈妈亲得多。
回到老家的四叔一家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。村里那些亲人（和四叔）一起离家抗日至今音信全无的人家，嫉妒四叔一家。村里一些日子贫穷的人家，也眼红四叔带回来的三千块钱安家费。更有人觊觎这些钱——四叔离家多年，不谙当下世事，又有些好面子讲虚荣——他们就想趁机诓骗四叔，说帮他采购建材盖房。
两个这样的骗子，竟然真的骗取了四叔的信任。当时的三千块，能建三四套农村房屋，到最后，骗子们一会儿说钱丢了，一会儿说被骗了，剩余的钱勉强建了一套三间房，就都花光了。
大队安排四叔与几个村民一起经营河船，船是与邻村合用，摆渡两岸过河人，摆渡秋庄稼。很快，运动开始了，有人举报四叔花钱大方，是贪污了河船摆渡费。他成了被批判的人，并且没收了当初从外地带回来的缝纫机、毛衣、呢子大衣等值点钱的物品，还没收了一间半祖屋。
四叔当年打仗勇猛，到了这会儿，分辩没人听。人家认准了要整你，管你当年咋回事呢。
四叔窝囊得生了一场病，受过伤的腰背直接七十度大弯，抬不起来了。脑子也明显迟钝，家里大事小事全然不顾，只知道下地干活儿做苦力。
此时的二奶奶后悔死了，她觉得是她害了儿子，要不是自己忍受不了思乡之苦，忍受不了气候差异，儿子或许不会遭受如此劫难。
四婶儿外地人，对村里人情世故根本不懂，遭遇不公，只知道在家里撒气。二奶奶从此极少言语，只是每天不停地干活儿。媳妇耍脾气发火，她从来不插嘴，媳妇打孩子，她也是无声地护着，孩子们就更加依赖她了。
一家子七口人的衣服鞋子，都是二奶奶的活儿，永远没有消停地做。做完一家人的，她就抽空给自己做。二奶奶做的小脚尖鞋，黑面儿白底非常精致，真的堪比艺术品。她每年都会把自己积攒的小鞋子拿出来晾晒，每次晾晒，隔壁婶子大妈都会过来围观。有人问二奶奶，怎么做这么多鞋子？二奶奶说：“眼睛不行了，手也没力气了。趁着还能做，预备些，死不了好有的穿啊。”
四叔家日子那几年非常困难，村子本就贫困，土地贫瘠人口众多，家家户户粮食不够吃。四叔家经历一次大劫，日子就更不用说了。每年冬天，一家人棉衣都凑不齐，二奶奶和四婶儿都是夹衣过冬。四婶儿倒是很能吃苦，到了冬季农闲的时候，与人搭伙过河去捡拾臭在沙土地里的红薯，回来用水泡以后混着粮食一起吃。二奶奶与家人一起啃那很苦很涩的饽饽，从来没有一句怨言。
苦日子熬到一九八二年，终于熬到头了。有人告诉四叔，当过兵的人，国家有补贴。他去县里找，有好心的干部听说他运动中挨过整，没收了那么多东西，觉得奇怪，问四叔说：“你们那个河，过一个人多少钱？”
四叔说：“几分钱，最多一毛钱。过一辆车五毛钱。”
那干部说：“你只管了两三年船，一分钱不上交，也赚不了那么多钱啊？你这个应该是冤案！你应该申诉！”
四叔经人家指点，开始找上面要求平反。果然，上面来人找当时共同经营河船的人核实，最后结果，全部是诬陷。没收的东西收不回来了，国家给了建房的木料作为补偿。很多人建议四叔继续上告，要求赔偿。二奶奶说：“算了吧！委屈点就委屈点吧，比起你那些一起参加部队的人，你够运气的了！他们至今是死是活都没人知道！”
新房子刚刚建好，又有更好的消息传来，国家对于解放前参加工作的人，尤其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，有了更好的政策。四叔被落实政策又回了他当年工作的地方，全家一起回去，二奶奶这次没有丝毫犹豫跟随儿孙们一起去了。
二十多年老家的苦日子，让二奶奶没有了当年风韵。头发稀疏灰白，满脸皱纹，眼睛也不再明亮。腰背驼了，走路已经不是风摆柳，有些踉踉跄跄的不稳了。
回西北几年以后，二奶奶病了，说是脑血栓，当时已是九十三岁老人。一辈子没怎么生过病的人，应该是年纪大了身体机能衰退的缘故。医院，她虽然不会说话，但意识清醒，她用那只好手扒着床沿儿不放，找来医生在家里帮她输液，她也不让，硬输上，也一把一把撕扯不要。
孙子孙女都记得奶奶的好，轮流照顾老人。但毕竟年龄大了，禁不起折腾了，没过多久，老人就去世了。四叔遵照老人遗嘱，将老人骨灰送回老家安葬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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